平衡“三个面向”土耳其在中东再定位。
编者的话：“中东正形成一个新的伊斯兰主义轴心，关键角色是土耳其。”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这样报道称。实际上，从2003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统起，土耳其就有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以强硬手段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包括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力量予以打击，加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塌，中东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这让土耳其愈发活跃。可以说，土耳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尝试在面向西方、面向东方和面向南方中寻求平衡。舆论认为，当下土耳其正“尝试填补中东权力真空”，并在维持平衡外交的基础上追求真正的战略自主。
强硬对抗以色列，重塑“伊斯兰捍卫者”形象
近期，土耳其东南部邻国伊朗多地出现针对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抗议活动，其间发生骚乱。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月11日表示，政府重视倾听民众诉求，决心解决好伊朗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但不能容许美国和以色列教唆“暴乱者”制造动荡。此前一天，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煽动伊朗民众反抗政权。这是土耳其强硬对抗以色列的最新表现之一。
英国“中东之眼”网站报道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就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力度，采取了包括贸易制裁在内的一系列行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行，并指责西方国家为以色列提供“政治庇护”。2024年11月，埃尔多安直言“土耳其已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去年8月，土外长进一步表示，土耳其已彻底切断与以色列的贸易往来，土方已对以特定航班关闭领空，并对向以运送军火的船只关闭港口。
以色列政策研究机构“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2024年9月的报告称，土耳其公开提出“逊尼派国家联合阵线”以制衡以色列的影响，并通过一系列强硬表态将自己打造成“伊斯兰世界代表”的角色。土耳其主动修复与埃及、叙利亚等“传统对手”的关系，构建“反以影响力”网络。反以各方势力虽然是“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轴心”，但其中的关键武装组织，如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本质上属于逊尼派，这为土耳其尝试实现“逊尼派联合”提供了可能性。
以色列《新消息报》评论称，土耳其在叙利亚政局变化后扩大了影响力，该国正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捍卫者”和地区秩序重塑的关键角色。
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分析称，土耳其和卡塔尔之间似乎正形成新“轴心”，两国分工明确：卡塔尔是资金提供者，土耳其是军事先锋。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长刚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土耳其与卡塔尔在中东地区更多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卡塔尔虽是小国，但其半岛电视台具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土耳其在相当程度上倚重这一平台扩大自身话语权。
“土耳其受到三个方向的牵引力”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身份的过程。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土耳其在里海盆地、中亚等区域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这样概括土耳其所处的位置。
两年前，埃尔多安曾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在外交政策中建立新格局”对土耳其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埃尔多安称，推进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加强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的合作也同样重要。他说：“我们既不会为了西方而背弃东方，也不会为了东方而忽视西方。”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也是欧盟候选国，不过入盟进程因政治障碍进展缓慢。埃尔多安近年来也多次公开表达对加入金砖国家以及深化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兴趣。土耳其《每日晨报》评论称，平衡外交政策能够保障土耳其的根本利益，既不影响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又能将土耳其塑造成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在主动调整或修复与地区国家的关系。郭长刚告诉记者，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与埃及关系陷入僵局；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又使土耳其与沙特关系恶化；而土耳其与伊朗则长期矛盾重重。但最近几年形势发生变化。土耳其与埃及在2023年7月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后，两国迅速在双边贸易、防务、能源等领域恢复合作；2024年4月，埃尔多安对伊拉克进行2011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土耳其、伊拉克、卡塔尔和阿联酋四方签署“发展之路”项目合作备忘录，被舆论视为伊拉克与土耳其“重置关系”的标志；在叙利亚问题上，经过俄罗斯的斡旋，土叙近年来围绕边境安全、驻军与难民等议题展开多轮接触；在2024年年底叙利亚政权更迭、秩序重组的过程中，土耳其依托扶植多年的“叙利亚国民军”等武装，进一步巩固了在叙北部的存在。俄罗斯《独立报》1月12日报道称，土耳其还希望加入巴基斯坦与沙特之间的防务联盟，考虑到巴沙双方已承诺在任何一方遭袭击时相互援助，“此举非同小可”。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土耳其成为继埃及、卡塔尔之后的第三个地区斡旋国家，参加或举办了一系列斡旋会议，展示了其对哈马斯的影响力。土外长表示，土耳其已准备好承担加沙地带的责任，如有必要，甚至可能部署军队。
土耳其学术杂志《全球全景》去年6月刊文分析称，凭借地缘政治优势和灵活外交政策，近年来土耳其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正在增强。文章援引土耳其学者的观点称，当前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全球局势和未来秩序存在不确定性，这让“中等强国”有更多机会拓展外交空间。土耳其正是在此背景下向中东、非洲、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主动出击。
“平衡外交态势恰恰说明尚未实现战略自主”
“土耳其当前既要面向西方、又不能背朝东方的平衡外交态势，恰恰说明它尚未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仍处于战略平衡阶段。”郭长刚对记者表示。
土耳其“面向西方”有其历史原因。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说，自1952年加入北约以来，“面向西方”的取向在土耳其长期存在。但这并非其自主选择，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核心正是摆脱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土耳其战略自主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塞浦路斯危机中美国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这让该国战略自主意识明显增强。
土耳其自身拥有追求战略自主的条件和优势。第一，土耳其身处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控制着土耳其海峡（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唯一通道，被称为“天下咽喉”；第二，土耳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却是人口大国，2024年总人口达到8566万，这一方面让土耳其拥有大国意识，另一方面也让其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第三，土耳其在工业体系完整度方面比其他地区国家更具优势，基于此，土耳其希望掌控中东市场并辐射非洲，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土耳其介入中东有三大目的：一是保障边境安全，解决国内库尔德人问题、难民问题和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二是缓解当下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过去三四年土耳其与海湾国家关系升温，已获得海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资金援助；三是扩大地区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依托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伊斯兰属性，支持卡塔尔、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等倾向政治伊斯兰的政权，同时借加沙问题高举支持伊斯兰的旗帜，试图塑造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
“只是地区重要参与者，而非主导性大国”
尽管土耳其借助地区动荡扩展了战略空间，但其“再定位”面临多重现实约束。首先是经济根基的限制。虽然土耳其的紧缩政策使通胀有所回落，但路透社的数据分析显示，土耳其接下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仍高于政府目标，持续的高利率恐将抑制投资和增长，土耳其经济增速未来几年可能徘徊在3%左右。经济压力意味着土耳其的外交转向更多出于“资源有限、急需外部资本和市场”的务实考量，而不是完全源于战略理想。
其次是“中等强国”的能力边界限制。有研究认为，土耳其近年来频繁强调战略自主，积极参与俄乌冲突、叙利亚局势、加沙停火谈判等国际事务，但其经济基础和制度韧性难以支撑其类似大国级别的雄心。美国非营利独立研究机构阿拉伯中心的一份报告分析称，在伊朗受到制裁和地区压力、传统地区大国战略收缩之际，土耳其“试图填补权力真空”，但其财政和军力投入远难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相比，只能通过有限的军事存在和主动斡旋争取在中东新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再次，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叙事仍受其北约身份以及同美欧关系的牵制。土耳其虽然一再强调其“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身份，但经济、技术与安全体系仍处于西方框架之内，使这种“自主”更多停留在外交话语层面。
最后，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存在也可能带来风险。土耳其防长去年表示，土军在叙利亚仍有约两万名士兵且无撤军时间表，这既增加财政与安全负担，也让以色列对其北部安全环境感到不安。路透社评论称，多条战线的军事投入使土耳其的区域扩张既获得收益，也面临风险。
牛新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耳其对自身的定位很清晰——只是地区重要参与者，而非主导性大国。牛新春认为，这主要受两大因素限制：一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包袱让中东国家对土耳其保持警惕；二是土耳其自1923年建国后长期以融入欧洲为战略重心，直到最近十几年才推行“南下”战略回归中东，在资源、实力、影响力层面不及海湾国家、以色列等。牛新春补充说，即便外界有观点认为土耳其是叙利亚政局变化的“最大赢家”，但它也缺乏排他性的主导能力。无论是推动解除对叙经济制裁，还是将相关组织移出恐怖组织名单，土耳其都要依靠美国。而叙利亚重建所需的大量资金，也需要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提供支持，这使得土耳其在中东形成与海湾国家和美国协作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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